我的生命使我如此:为保守而战的徐晋如

李孔铸

 

 

 

清华园也未必不是一个肮脏的地方,但也总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和好的东西;就像荷塘的陈年老泥和来年新藕,一样地长出荷叶和荷花,游弋着鱼、虾和水蛭,飞来蜻蜓,自然也飞来蚊虫。燕园也未必不是一个清静的地方,林木繁茂,曲径通幽;但又有一大片开敞的未名湖,以及随风而起的无名的波浪。往来于一墙之隔的两个园子,自然别有风味。作为这样的往来者之一,尽管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 教授和北大中文系(前)主任费振刚 教授均极尽爱护,晋如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创作仍不可避免地成为两个园子里的异端。见容或不容或许不是一个问题,他做了他觉得应该做的,正如别人所认为的、也是他自己所承认的:在清华他是个激进派,在北大他是个保守派。

对于作为天才诗人的徐晋如,在他的诗集《胡马集》(第一至五辑)[1]中,吕文浩、陆杰、余杰、陈朴、张远山、摩罗等先后所作的序跋都作了真实的描述和中肯的评价。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总要着意渲染他与这个现实世界的疏离、他的不合时宜的悲剧性色彩。作为他的师弟和朋友,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感受。从1995年冬夜初谈诗词到1999年夏日把酒话别,他从来都是那样的笑骂、那样的狂放、那样的乐观、那样的至情至性。也许我并不能完全了解他这三年来的波折和发现,也许我其实不曾理解他多年来的痛苦和思考,因为晋如都把它们放在文字里了。作为自由思想者的徐晋如,他做的比想的多,想的比说的多,说的比写的多。他逃脱不了这个世界,也逃脱不了他自己。

——是他疏离了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疏离了他?

——是他是一个悲剧,还是这个世界才是?

我宁愿认为他是一个快乐的贵族英雄,虽然有着无穷的痛苦和艰难的思考,就像酒神狄俄尼索斯是快乐的,牧羊神萨提洛斯是快乐的,西西弗斯是快乐的,狄欧根尼斯是快乐的,堂·吉诃德是快乐的,萨德是快乐的,波德莱尔是快乐的,尼采也是快乐的。

 

1.到哪里寻回旧日的精神

1)水木清华

栀子白,梅子黄。藤影细,荷声凉。

清歌慕,雨断肠。思美人,天一方。[2]

19967月,晋如在离开清华前夕写下了《别清华》。

其实,晋如的世界无人喝彩。

在我的记忆里,清华的学生似乎很少为自己、自己人或他人盲目而狂热地喝彩或喝倒彩——掌声并非就是喝彩,很多时候只不过是礼节而已——就像几年前,一位靠专门“批判文化人”出了名的青年学者来作讲座,不厌其烦地用嘴巴去唠叨那些本已写在他那本所谓畅销书里的句子,诸如“不知道朱自清的那几个橘子烂了没有”之类,他们仍然有掌声,他们的厌倦仅仅表现为默默的零星或鱼贯而行的退场;但是,当北大的戴锦华 女士饿着肚子、撑着嗓子以绝对的声音优势大谈“镜城”内外时,当人大的潘绥铭 教授意味深长地解析国骂——“×他妈的×”省略谓词和宾词的下流句法[3]时,他们则用拥挤、安静和聆听来表达他们的钦佩和赞许。晋如在清华园里的遭遇也是这样。

我说晋如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因为他穿着长衫,写着旧体诗词,品味着京剧和昆曲。就这样子在清华园里每天招摇过市一年多,从来没有人表示过过分的惊异——既然有人可以留长发和剃光头,自然就有人可以穿长衫了——有时候还会报以会心的微笑。包括校方、老师们和同学们,大家都平和地默许着。清华园毕竟是一个天然雍容的所在,不仅因为皇家园林的遗韵、国学研究院的辉煌和当前政坛上的显赫(也许恰恰是这一点,很多人认为是可耻的),还因为它特有的贵族气质和文化底蕴。晋如说这是因为大家的自负,我想这是因为大家对自负——自己的自负和他人的自负——的尊重,一种对于灵魂和灵魂自由的尊重。

这样的尊重无处不在,正如庄子所说:道“在屎溺”。据说曾经有位深夜归校、内急难耐的兄弟路过一教时慌不择地,钻到一块石碑后面解决问题;第二天早上再次路过时,发现那块石碑居然是王国维 先生的纪念碑,而尿迹已经干了。这段逸闻在BBS水木清华站广为流传,那是一种对于古典精神无心的真诚。因为大家都知道,静先生一直留着辫子、戴着瓜皮帽。

后来,晋如创建了静安诗词社,主编《清华诗词》;后来,他添置了一顶货真价实的瓜皮帽;再后来,他跟一些戏曲界的朋友学习京剧的身段,学习昆曲的唱腔来唱宋词。其实,“旧情趣”只不过是外衣,骨子里激进得很。他敏锐地洞察着现实、历史和心灵,用古典诗词来进行针砭或褒扬(有点白居易所说的为时、事而作的意思,到北大后更是如此了,如《女诗人新著〈二十四番花信〉出版启功题签吴祖光作序吟坛盛事不可无诗》和《惊闻本系有女生自杀予本不识其人亦不知其故勉强成篇者盖伤心人别有怀抱耳》[4]即为《无耻的……,无耻的……》和《死亡二题》两篇短文的先声),有时候甚至诉诸语言、动作和暴力——他曾因意气与无聊的小党棍们放手一搏。他狂热地推崇京剧,他为自己的旧体诗作而自负,但正如文浩所说的,“他‘狂’得率真,没有丝毫做作或沽名钓誉的成分”[5]

在清华园里,他是狂人,他是名士,是他的言行将大家的思绪带回到70多年前,以及70多年前的那一群人。梁任公的意气、王静安的忧郁、陈寅恪的雍容和吴雨僧的乖张依稀浮现,这大概是一种天性的往复和契合吧。那时候,黄延复 先生一如既往地试图用文字再现老清华当年的文化风姿[6],而徐葆耕教授则正致力于清华学派的集中研究[7]。时隔多年,一种精神终于得以延续和开始回归。

并不是所有的旧日精神都令人满意,比如晋如就特别痛恨那位有负周恩来总理嘱托、“勉强”长寿的马约翰教授[8],尤其是立在体育馆旁边的他的塑像,认为他倡导了摧残人性的东西而且还要阴魂不散。后来我在图书馆查阅校史资料的时候,发现民国时期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个“习惯”:每次都是北大的学生带头、叫上清华的学生,但每次被抓得最多的却是清华的。北大人真的是了不起,“逃都逃得那么帅”!原来如此,我有点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每年都得参加一次万人长跑活动和测试一次三千米(女生是一千五百米)。听了这个解释,晋如哈哈大笑,似乎很解恨。

19967月他转学北大。众所周知,大学里转系尚且麻烦,更何况是转校。其实清华的文科受益北大颇多,比如引导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精神世界的葛兆光教授就毕业于北大,后来又请钱志熙教授来开魏晋诗歌的课,请当时尚在北大的王宁教授来讲易卜生和后现代主义……

从那以后,起风时节,他穿着薄衫、踩着单车;冬日雪天,他裹着棉袍、迈着碎步,频繁往来于清华园与燕园。他每次都准备了诸如“西哈努克亲、王八日到津”、毛主席洗衣服之类的故事,也常常聊些新鲜的事情,像什么法学教授逼良为娼、校方责令女学生给上级官员做“三陪”、竞选校园“十杰”丑态百出之类的,道听途说,不甚了了。我也常常去探望晋如,一路经过荷塘、万圣书园以及燕园里著名的一塔湖图和三角地,有时也独自在燕园里四处转悠。尽管走了多次,我却一直不太清楚那里面到底有多少块山林、多少个池塘和多少条小路。燕园本来是一个更适宜于穿长衫行走的所在,但我不知道晋如何以竟然难以成行……

远离了清华园,也就远离了灵魂自由的乐土。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怀念在清华园里的日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步入清华园之前,清华园是一个梦;在离开清华园以后,清华园还是一个梦——即使也有人偏说是一个噩梦。陈寅恪 先生终其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过境迁,如今我们只落得个“孤立之精神,自慰之思想”而已。

 

2)没有爱情

其一

人生若只相思老,竟是无情好。心消息夜深闻,还道西风帘卷不销魂。    萧郎别恨如春鸟,总怨啼来早。觉来枕上有前云,那得于人无爱亦无嗔。

其二

玉泉河畔春如种,曾与佳人共。空香温语两情浓,谁料而今真个悔相逢。    橘花甘为横生死,未换人间世。灯前看著薄罗衣,故道君重减旧腰肢。

——徐晋如:《虞美人》,2001年9月24日

同所有的毕业生一样,晋如奔波于生活,跳槽、挣钱、买房子,上网聊天、发帖子,骂人和挨骂,有放浪形骸的时候,也有困顿不堪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晋如是什么时候从整体上开始他的形而上思考的,也许是在十多年前他失去母亲的时候,也许是在经历那次短暂的爱情之后。每个人都有令他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情,也都会为令他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情去作许多对的或错的努力。当晋如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的时候,他写了《到哪里寻回旧日的精神》,离他写上面两首虞美人恰好一个月。离开校园仅仅两年而已,那段时间电话里已经少见晋如昔日的爽朗和风趣了,难道这就是“消磨”?

那是秋风起来、寒意降临的时候,晋如正忙于编辑《纳兰一派》。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他陷入了道德的深渊。我想这是一个机缘,当情感的变故和伪道德的围攻侵袭过来的时候,他与纳兰有了真实的沟通:那样一种个体的、真切的痛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历史却如此单薄,尘世却如此淡漠。太多的东西虽不再拥有,却从未过去。清华园如此,“少年的激昂与率真”如此,“美丽的喜悦与忧伤”如此,爱和爱人也如此。我想起了电影《东邪西毒》(王家卫,1992年)片尾欧阳锋的一段独白:“你越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忘记的时候,你反而记得清楚。我曾经听人说过,当你不能够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

也许晋如在写《但愿你的生命中不曾遭遇这样的女人》论《聊斋志异·花姑子》的时候尚有一些“令自己不要忘记”的意思,但同时写出的《琴挑:走向坟墓前的放纵》却从对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模式的考查中发现了中国古典爱情总是到婚姻就嘎然而止的深层原因:“正是因为中国缺乏以意志为生命本质的传统,所以……人们主动放弃了一切自主性,剩下的是无时不遭到极权者鼓励的纵欲。”而当女人想成为男人的时候(〈画魂〉论)》则着重用一个特殊而普遍的(说普遍,是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解放却越来越多地以这种方式——让女性成为男性——来实现)性别错位的故事来“揭示出中国传统的男性和女性的命运也只是在权力施受之间打转。”[9]通过对中国古典爱情的反思,晋如认为真正的爱情需要男女双方的精神独立,而精神独立的基础也就是个体生命意志的觉醒。

然而,这种爱情的生命意志在《诗经》中(如《邶风·谷风》、《卫风·氓》等)就已经被压制成无奈和怨恨了,《列女传》和《上邪》则更让这种枷锁“德化”和“诗化”[10],后世便越来越滑稽了。意大利汉学家P.史华罗 先生这样分析了《聊斋志异》中女性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的故事:“女主人公确实被描绘为反抗家长在她们婚姻上的主张。但是,她们的违抗不是为了恋爱自由,她们拒绝再婚或与另一个人订婚,未必是源于她们对第一个丈夫或未婚夫的爱的热情。她们抗拒父母的意愿,只是试图坚持和维护贞操,甚至可以论证,她们是为捍卫社会对她们形象的要求而斗争……对她们来说,名节比生命本身更重要。”[11]二、三百年过去了,“名节”不过是被换成了“安全感”、“感情基础”或其他词语而已。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爱情变成了一个有着附加的东西,先是野合、私奔和琴挑,接着是门户、财富和封建礼教,后来是出身、责任和组织安排……早在我们刚进大学不久,蓝棣之 先生就曾经在课堂上讨论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讲出了令大家有点不太适应的看法:爱就爱嘛,还要其他的做什么?他善于以情感作为切入点,引导我们去探询文本的秘密,进而去探询心灵的秘密。而“萧涧秋爱的是七岁的小采莲”(柔石《二月》)恐怕是他“最负盛名”的学说了[12]。正是借助 老师的症候式分析方法,晋如完成了《〈饮马流花河〉论》的初稿,揭示出道德对于自由意志的羁绊。老师曾在1999年春季学期的小说阅读课上让大家传看,并说这篇“习作”“很有意思”。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想把《聊斋志异·封三娘》的爱情故事说个明白(就是后来的《异性恋、同性恋、自恋及道德颠覆》),这样我们似乎是写了一个“爱错了人”的系列。

对于用心来生活的人来说,爱、爱人和爱情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我们总是为着自我的精神而过分固执,认为爱难以使人改变。同时我们又很敏感,觉得他人是人生的镜像,并从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三百年前的纳兰[13]是一个影子,四百年前的德古拉[14]也是一个影子。古典或虚构都不是障碍,爱有时需要依赖想象。先生在《风萧萧》中借主人公的嘴巴说:爱一个人,其实是想象着在爱一个人。这是一个诱人的想法:人来人往,但想象总是可以留下来的。有些东西有了,就再也不能没有了;有些东西没有了,就再也不能有了。

陈鲁豫:没有爱情,那还剩下什么呢?

璩美凤:剩下生命本身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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