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马的诗学
杜甫与王维：中国传统诗学的两个体系 ——在韩山师范学院百年校庆日的学术讲座 徐晋如 很高兴有这个一个机会来到韩山跟同学们交流学诗的心得。刚才刘梦芙先生讲演的时候，我注意到很多同学都在认真地记笔记，我很感动。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愿同学们学而思，思而学，将来在学术上做出一番成就来。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已经写在黑板上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要谈的是 杜甫和王维的分别，而这种分别，在中国传统诗学体系中关系甚大。 顾随先生说：“欲了解唐诗、盛唐诗，当参考王维、老杜二人，几时参出二人异同，则于中国之旧诗懂过半矣。”王维和杜甫生活的时代差不多，但是他们的风格是那样地不同。后世杜甫被称为诗圣、集大成者，王维虽被一些人称作诗佛，但是这个名头也没有能叫响。然而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江湖上的声名正好相反。 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选了唐玄宗开元二年(714)，至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三十九年间，自常建至阎防24家诗234首(今本实为228首)诗，其中王维的诗选了十五首，但是却没有选一首杜甫的诗。难道这是偶然的遗漏吗？事实并非如此。在盛唐的时候，杜甫的确没有今天这样崇高的地位。相反，王维却是当时很有名望的诗人，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顾城、海子。《河岳英灵集》推崇王维，却遗落杜甫，这是由于盛唐人的审美风尚和后世推崇杜甫的文人颇有不同。殷璠在介绍王维时说了下面这番话： 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至如：“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又“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 他列举了王维的一些佳句，以使读者对王维的整体风格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而这种风格，在杜甫的诗中是很难找到的。我们来看几句杜诗：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又如： 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游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 两者风格很明显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王维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享有盛名，而杜甫一直到很多年后，韩愈、元稹的大力提倡，才逐渐为世人所重视。韩愈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元稹则说他“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杜甫是“集大成者”的意思。 那么，杜甫和王维的区别究竟在何处，为什么开元、天宝间的人和后来元和年间的人会对他们有如此不同的看法？ 钱钟书先生认为这是唐宋诗的分别，在《谈艺录》一著中，他这样说：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 而清华的葛兆光教授延续了这种从宋代严羽以来的看法，不过他认为，这是因为两个时代的诗人们对于诗歌功能——即“为什么写诗”——的理解不同。唐诗重表现，宋诗重表达。 我的看法则是：中国传统诗学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体系，一种体系是“诗言志”，另一种体系则是“诗缘情而绮靡”。 先说“诗言志”。 “诗言志”一词，见于《尚书•舜典》：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毛诗序》则这样说：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从言志的体系来看，诗言志的意义就是：诗是生命的宣泄，是诗人生命体验的高度概括。 诗言志体系，有着如下几个重要诗学概念。 第一个是诗为心声。 清代叶燮《原诗》里面说：“有第一等之襟抱，斯有第一等之诗词”。根据了诗为心声的原则，我们可以分辨出哪些是真诗，哪些是伪诗。我们知道，诗的本质是自由，但是有一类诗，它在本质上是反自由的。这类诗如黄巢的：“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宋太祖的“未离海底千峰黑，才到中天万国明”，都曾在历史上获得很高评价，被认为是有“气”的作品。我却认为，这所谓的气，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反面。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过，自由的本义：不被他人奴役，自由的反义，奴役他人。黄巢、赵匡胤的诗，正反映了他们要奴役他人的心声。同学们请想一下，菊花本有菊花的时令，桃花也有桃花的时令，这些都是由它们的本性所决定的，你又如何能够要求别人顺应你的意志，去戕贼自己的天性呢？即此二句，可见黄巢这个野心家是多么蛮横。 宋太祖的这两句诗，有着一段悲凉的故事。这个故事见于宋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当年，北方宋政权派出精兵强将，把南方南唐政权的都城金陵给围住了。李后主就派大臣徐铉去宋朝廷议和。徐铉是一位学者，他以为可以像春秋战国时代，靠着雄辩来折服别人。他不知道，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主事都是贵族，因此都还比较讲道理，而赵匡胤根本就是一个流氓出身，跟他哪有什么道义可讲。徐铉到了赵匡胤的跟前，说我主有圣人之能，所写的《秋月》诗天下传颂，你单凭武力征服我们，我们南唐人不会服气的。哪知赵匡胤听完后一脸不屑，说这是寒酸秀才的话，我才不写这样的诗呢。徐铉就说，你说起来倒轻巧，你自己写写看！徐铉这话说完，北宋朝廷上那些官员一个个都吓得不敢出声，他们知道赵匡胤的厉害，以为徐铉肯定没有好果子吃。谁知这次赵匡胤竟然没有生气，说诗文呢，我是不屑于写的，不过当年我还没有发迹的时候，经过华阴县，晚上就睡在华山脚下，醒来得句云云。徐铉一听到这样两句，觉得真是气势磅礴啊，于是拜倒在地，不敢再争辩。赵匡胤的这两句，和后来同样是流氓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的“鸡叫一声蹶一蹶，鸡叫两声蹶两蹶，三声唤起扶桑日，扫尽残云与淡月”真是异曲同工！残暴的专制者连写出来的诗都是惊人地相似！他们的反自由就表现在，只能自己拥有无上权力，而其它人要么就得沐浴在他的光芒下——“未离海底千峰黑，才到中天万国明”，要么就得被彻底消灭——“扫尽残云与淡月”。后世的专制暴君，往往以这两个人为榜样，自比太阳的光辉，其心态如出一辙。 第二个重要概念是风骨、兴寄。 诗既然是要言志，这个志就不能是空洞的，浮靡的，而应该是质实的、刚健的。风骨之说，始自刘勰《文心雕龙》。唐初陈子昂重新倡导，并增加了一个相关的概念——兴寄：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存，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 我们来看一首汉魏风骨的代表作： 白马篇 曹植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兴寄之作，如唐代张九龄之《感遇》： 江南有丹桔，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复如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兴寄是诗的内容，风骨是诗的风格。然而两者实在密不可分。风骨单独地看，是一种刚健质朴的美，但是如果作品没有兴寄，是产生不了这样的美的。 诗言志体系的重要审美理想是沉郁，这也是今天要讲到的第三个诗学概念。 沉郁是什么意思？清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有云：“沉则不浮，郁则不薄。”沉郁就是一种深沉厚重的审美风格。言志的诗是以沉郁为最高审美理想的。尼采说古希腊人用艺术来实现崇高，以克服生命的可怕，中国人则用艺术来实现了沉郁，以克服生命的苦难。 杜甫被认为是中国诗史上沉郁顿挫的最高典范。如《秋兴八首》之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同学们再请看辛弃疾的这首词《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诗言志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温柔敦厚。 温柔敦厚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传统诗教。它的提出,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后世很多人对于温柔敦厚有曲解，认为温柔敦厚就是消极派，就是不敢与恶势力抗争，事实上并非如此。《毛诗序》谈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请注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这几个短语，诗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何以就是消极派，就是投降主义呢？所以那些金刚怒目的作品，同样可以是温柔敦厚的。不过温柔敦厚的诗，即使是最具有批判力量，也要以一种深沉曲折的风格表达出来，比如杜甫的《北征》结尾： 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洒扫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同学们请仔细玩味这诗里的内涵。杜甫的这首诗，一向被认为是杜诗的压卷之作，就是因为它达到了温柔敦厚的极致。诗人的意思是说，当年太宗建立的唐王朝，其国力是多么的强盛，而现在你们这些不肖子孙，竟然把国家祸害成这个样子。这个批判的力量是无比严峻的，然而这样的诗依然是温柔敦厚的。 温柔敦厚的本质，是用爱，而不是怨恨来写诗。下面这首七绝的作者是台静农先生。他是鲁迅的学生，后来做了台湾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这首诗作于抗日战争期间，作者颠沛流离，却依然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担心： 检点春衣易米薪，穷途枵未解呻吟。君看拾橡山中客，许国长怀稷契心。 这样的诗，就是心中充盈着对人类的爱的诗句，就是温柔敦厚的诗句。而下面这位作者的诗则令人不敢恭维： 你有监牢你有枪，吾唯正气满胸腔。黑云压顶浑闲事，大好头颅一笑昂！ 作者有意标榜自己的苦难，而其实质却是不得志的怨恨。可见他不得志便罢，倘若得志，也和黄巢、赵匡胤、朱元璋没有任何区别。 不过，温柔敦厚的诗毕竟是含蓄不露的，还有一种诗，情感上更加直率，被称作是变风变雅。 《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前面我还引到《毛诗序》里面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变风变雅的诗词，就是那些怨以怒、哀以思的作品。 怨以怒，如：辛弃疾《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哀以思，如南宋刘辰翁在杭州沦陷后所作《柳梢青•春感》：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 同学们，我们学习古代文学史，从诗经、楚辞到汉魏风骨，再到唐代李白、杜甫，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条诗言志传统的发展脉络。到了中唐，白居易、元稹提倡新乐府运动，又高举诗言志的旗帜。但是，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元白所提倡的新乐府运动不是真正的诗，而是新闻作品。诗言志，这个志是诗人对以前生命的整个体验，经过长期酝酿，才迸发出来的一种情感。新乐府却只是最早的报告文学，不是诗。 讲完诗言志，再说诗缘情而绮靡。 晋代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以浏亮。”赋，是一种唯美的文体，前人评述，赋大抵“劝百讽一”，陆机将诗与赋并列，实际上认为诗和赋在本质上是一类的，只是它们的侧重点和语言风格不一样而已。 齐梁间诗，诚如李白所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然而唐代的主流诗风并没有与齐梁间诗存在本质区别。以王维为代表的唐代诗风，也同样注重审美远远超过注重达意，换言之，就是注重绮靡胜过言志。 不过唐代诗学相对齐梁，终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唐诗开启的宗风后来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正统。诗言志的体系是属于儒家的，而唐诗所代表的“缘情而绮靡”的正统则是属于老庄的。 王维的诗，被苏轼称为“诗中有画”，他的作品，正是缘情而绮靡的典范。同学们请看他的这首《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缘情而绮靡，一个集大成的理论是神韵。神韵说是清初王士祯的理论，他是在唐代司空图、宋代严羽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神韵说来。其《真州绝句》：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说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也好，说它有言外之韵，象外之致也罢，总之它没有明确地要表达一个主题，只是表现了一刹那的感动。这就是缘情而绮靡的实质。 缘情绮靡，其末流往往变成对景物人事的应酬。 欧阳修《六一诗话》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记其诗，有云：“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又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其佳句多类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是可叹也！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 言志有言志的优势，缘情也有缘情的优点。就像唐诗、宋诗各有优缺点一样。于是到了后世，两个体系也有合流的趋向。合流的第一个成果是寄托。 屈原《离骚》首开香草美人之思。以后诗人以绮靡之笔，写低回委婉之情，而寄托家国之思，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我们来看南宋姜夔的一首咏梅词《疏影》： 辛亥之冬，予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奴隶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亿、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这首词表面上咏梅花，而实际表达对靖康之耻遭掠北上的后妃宫女的同情，寄托了他深沉的故国之思。再如明末陈子龙《点绛唇》： 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 梦里相思， 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染胭脂雨。 以咏暮春景物，表达他对南明朝廷灭亡的眷眷之情，感人至深。还有清代陈宝琛《感春四首》选一： 阿母欢娱众女狂，十年养就满庭芳。那知绿怨红啼景，便在莺歌燕舞场。处处凤栖劳剪彩，声声羯鼓促传觞。可怜买尽西园醉，赢得嘉辰一断肠。 以咏落花而感伤甲午中日海战之败，末句云战败时，正是西太后的生辰。这样的诗，真是达到了“主文而谲谏”的高明境界。 同学们所熟悉的王国维的境界说，也是两个体系合流的产物。 《人间词话》有云：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境界说本从神韵说发展而来，但是却强调人内心的修为对于诗词的影响。这与我刚才讲到的诗为心声是一致的。因此他虽然以缘情绮靡为主，也不能不受到诗言志传统的影响。他下面的话则更明显是受到诗言志的影响：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不过王国维的三境界说的是学问境界，就人生境界而言，我认为也有三个境界。“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第一境，就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超越感性，不要去侈谈良知、道德担荷，而应该把追求真理当作唯一的美德；“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是第二境，就是说，一切的苦难都埋藏在心底，以悲剧的情怀去从事入世的事业；“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这是第三境。我们必须要感谢上苍，因为它尽管赋予我们智慧的痛苦，却给了我们高贵的灵魂。
近百年名家词选自序 词亦三百篇之流亚，苍浑雄阔，或逊于诗，而深文隐蔚，旨远言近，则词体所独擅焉。清季词家，承常州余绪，愈晚愈大昌，若半塘之大、大鹤之精、 彊邨之沈与蕙风之穆，均擅一时之胜。同时名家列入《沧海遗音集》者，多与声应气求，词学中兴，至此乃臻极致。而 彊邨实其首殿也。流风嗣响，延续多年，并世学者，翥然宗之。其时文芸阁梁饮冰运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礡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又为辟出雅健一路，与夫彊邨词派隐成敌国。近世岭南词家，多为此派牢笼。海宁王氏出，力诋皋文意内言外之说，主自然眞切，浅学之士，景响而从。词既不以兴寄为尙，其深美闳约之致，固已荡然，于是词境愈隘，词旨愈浅，不知书者，尤多好之。观堂一变而为顾羡季，一变而为胡适之。为顾羡季者，犹渐开后来饶选堂形上词一途，为胡适之者，则渐沦于率野，词学之衰，于兹实肇其端矣。三家而外，黄季刚以绝代仙姿，遗世独立，花间沈艳，一千年而有斯人，惜其后乏嗣响，未能开宗立派，然惊鸿一瞥，自足倾国矣。 是编以近百年为限，斯不仅以接龙忍寒《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亦以见百年风会之迹。盖自甲午乙未以还，诸夏一厄于倭患，再厄于内乱，百年词坛，直以忧患相终始。甲午之败，叶衍兰、梁鼎芬即有《菩萨蛮》之咏。庚子七月，非族逼处，朱古微、刘伯崇集半塘之四印斋，相约填词，以乌丝阑精书之，成庚子秋词二卷。其时也，哀蛩泣夜，狞犬駴人；其作也，孤臣血涙，商声满纸。以视兰成去国、杜老忧时，未有二致也。后三十年，全民抗战，睡狮渐醒，金应珪所讥淫、鄙、游之蔽词固已见放，锵洋正声，存蒋鹿潭《军中》之壮而去其飒；斐然变雅，视王碧山《花外》转深而无其涩。中间著者，若欧阳仙贻卢冀野，不啻中兴鼓吹也。 夷考清词中兴之由，实以大晟乐谱不传，词家遂不得不另求向上一途，以诗之附庸而巍然大国。然声家至此，亦尽为学人之词，词之境界，开拓殆尽矣。夫自严又陵译书以来，趋时之士，群尙新学，诸说纷纭，天花各演，而于华夏之进步果有益乎，吾不知也。至文学理论一途，能匡中国之不逮者，则惟尼采生命诗学论。故予以今兹欲为词界开来启后者，惟当于沈艳处多着力。此虽余一人之言，然五十年中，言终当验也。 甲申春徐晋如于京华
冷翠轩词序 徐晋如 彊村老人《咏我朝词人忆江南》云：“穷途恨，斫地放歌哀。几许伤春忧国泪，声家天挺杜陵才，辛苦贼中来。”以之语系于蒋鹿潭。其于水云楼，推崇备至矣。夫词，诗之余也，词人，亦诗人之余也。诗人于世曰畸，于人曰余，而词人尤畸余于诗人。漫为无益，遣其有涯，其志尤隐，其情尤微，故遭逢乱离，所感亦尤酷。今世不得见鹿潭矣，以鹿潭之情志，所见盖寡。能得鹿潭之志者，吾见之冷翠词人。 仲修以后，世咸知鹿潭词为词人之词矣，世之莫能知者，则鹿潭之隐志也。盖鹿潭所遭，自为泰半之横暴，非徒一贼之祸心。世莫之知，而鹿潭独知之，此所以为鹿潭之志也。冷翠轩所遭之世，尤酷于鹿潭之世，自为全民之横暴，非徒一党之专制。世莫之知，而冷翠词人独知之，此所以为冷翠轩之志也。 虽然，冷翠轩能得鹿潭之志矣，而不能得鹿潭之情。盖冷翠轩余事为词，每参以湖海楼之霸悍，而不能为鹿潭之潜气内转。词为绝望之文体，若冷翠词，能重，能大，亦能拙，独不能为词家之绝望，如鹿潭词“此身翻自羡杨花，纵解飘零犹不到天涯”者。故冷翠词，诗人之词也，亦犹雷大使之舞，虽妙绝天下，究非词家本色也。 噫！夫人之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能呼天呼父母，则人之未尝绝望可知矣。若屈子之自沈，乃警世而非绝望。古来绝望之情，惟见诸二三词人。冷翠轩为词不能绝望，自读词者观之，不为无憾，而继往圣千秋之学、续文化将坠之绪，固非绝望之词人所能任。冷翠词人云乎哉，固不必为词人也。 覆徐晋如词序书 冷翠轩主人 晋如： 词序收到，至感。序言简意赅，抉发心志，乃真知己也。孔凡翁在世时，谓我词乃诗人之词，拙文《孔门学诗记》曾言及。昨读《探索与争鸣》载潘旭澜《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长文，历数洪贼以“拜上帝会”愚民，荒淫暴虐之种种罪状，敌视传统文化，妄图以政治邪教取代之，“太平军造反引发之中华民族大灾难史无前例”，指出今人美化洪秀全及太平军乃掩盖、阉割、歪曲历史事实，为现实功利服务。文章笔锋甚利，痛快淋漓，读之可浮大白。咸丰年间髪逆过吾乡，焚我祖居，家父早年言之甚详，令人发指。是以家父喜鹿潭词，词风亦近似。我习词时，父已病逝，惟取稿本读之，而家藏《水云楼词》已遭红卫兵焚毁，八十年代方购得冯其庸辑校本。初学词时最喜稼轩，由此下及湖海楼、云起轩及梦苕翁词(钱翁亦自称其词为诗人之词)。后与王蜇堪、熊盛元、段晓华等唱和切磋，转入白石、碧山、玉田，再取鹿潭词读之，妄欲融刚健与清峭为一手，而才力所限，终未能得其神髓，“潜气内转”也。至论“为词未能绝望”，亦确与心性有关。数十年来历尽艰辛，于极冷酷之社会环境中，总怀有一丝希冀，以图振作，明知为乌托邦式幻想，而无此幻想，则人生不如死耳。拙词中亦有绝望语：“年来潘鬓渐老，叹销磨岁月，空费词赋。匣剑侵尘，帷灯黯影，那复登楼意绪。清商漫谱。怕弹向知音，更添凄楚。渺渺云寒，梦魂依雁羽。”(《齐天乐•庚午重阳》)，钱老评为“白石佳境。沈寂之境，抑郁之怀，碧云天末，怅望斯人。”《高阳台•媚香楼》下片云：“凭栏莫洒兴亡泪，正歌台舞榭，依旧迷金。青史当年，空留碧血丹心。尊前只合添醇酒，任平生，英气销沈。怕无端，槛外流波，又作哀吟。”惟长调以赋笔，不及鹿潭之善用比兴，便有无穷蕴藉也。盖诗人之词与词人之词，匪独“志”与“情”有分别，与艺术表现方式亦息息相关焉。 词心较诗心更为温柔细腻，“芬芳悱恻”，词体最宜。人苟怀有对人类文明及美好事物珍爱怜悯之心，以意内言外之艺术方式曲曲传出，参差其语句，约束以声律，即成绝妙词章，言诗之所不能言。美景凋残，文明摧毁，词人不胜怅恨，诉之于词，盈腔血泪，而仍以唱叹出之。若喷薄而出，悲歌慷慨，则成诗人之词。故词人纵不绝望，为词亦当要眇宜修。然绝望之词人，如君所言，诚寥寥无几，其词沁人心腑，撼人魂魄之力亦最强，远逾诗人之词也。今日所处之社会昏昧糜烂，知识同类绝大多数为冷血动物，风雅尽沦于庸众之手(所谓人文学者亦皆在庸众之列)，此皆毛贼毁灭贵族阶级与精英文化之恶果，孽债绵延，不知伊于胡底。我数年来不作诗词，心同废井，已濒于绝望，若再倚声，词格必将有所变也。 纯粹词人之心灵每柔弱，困境无法解脱，故绝望；诗人之意志较坚强，欲于逆境中抗争。流于旷达者为东坡，消极抗争，终是诗人。稼轩乃英雄之词，老去壮心犹在，不为绝望。晏小山乃千古伤心人，后主词人，因词致死。白石清介之士，所处环境未及鹿潭之酷。至清末彊村，晚年“理屈词穷”，心如死灰，真绝望矣。永正先生云对当前政局已彻底绝望，亦真词人也。 又及：饶选堂乃学人之词耳。
关于生命诗学问题的通信 刘梦芙 徐晋如 晋如： 近数年有电话，未作长函。酷暑读书甚倦，乃藉笔谈聊为消遣。与君肝胆论交，倏忽七载。君之诗集文章，时时温习，每读昔贤论着及时下期刊论政，论学之文，亦以君文观点为参照，默尔而思之。并结合君之言行，细察君文之思想脉络，虽驽钝亦不无所见也。 君之思想性情，“全本西方，远承希腊”。《胡马集》之名，殆托义于此，非“远放燕支山下”吐蕃、回纥之马，乃欧西之马也。然又深受儒家影响，《二十世纪诗词史•绪论》即以孔门诗教为宗。于道家取庄子思想自由，而儒、道主张“天人合一”则否定之。君崇尚贵族精神，政治欲保存“礼乐”之等级秩序，故反对众生平等、人道主义之说，释家、基督教皆鄙弃之。君于吾国传统文化，有似学衡派诸公之“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而又不喜折衷平衡，圆通和合，实乃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者。君虽赞赏胡适之自由主义立场，个性则近周树人、陈独秀，雄鸷峻烈，有壁立千仞之概，周氏《摩罗诗力说》崇尼采，与君暗合也。君之诗文，皆有王者气象，若登基主政，不为开明之唐太宗，即为酷虐之明洪武也。君思想超前，知音罕遇，实亦取中西诸哲学说与己心性相合者以构成体系，凡不喜者纵为大儒大哲皆摒弃之。尼采庄周尼山曾孟乃至康南海钱宾四皆为君思想学理之源，有类寒柳堂所云不古不今之学，似新儒家又非新儒家，盖新儒家多中体西用，以天人合一为至高之境，君则适相反也。以上虽皮相之见，不中亦不远矣。 君以生命为诗，崇尚希腊酒神精神，兼取庄子之浪漫与儒家之刚健宏毅。然君殊厌“天人合一”，由此斥陆机之“缘情绮靡”与山水诗，并王孟诗派、严沧浪以禅说诗、王渔洋之“神韵”说皆一禅杖扫空之，近于近代西洋人之二元对立思维。至论诗则不重唐而尚宋，目太白为“轻薄儿”，摩诘固君所非也，于少陵昌黎柳州梦得樊川义山皆存而不论，元轻白俗辈更不入法眼。盖少陵“每饭不忘君”，香山新乐府反映民间疾苦，君所鄙视，而唐诗重情，自陆机之说出；宋诗重理，下开近代同光体，故祧唐而宗宋。论词则轻北宋而重南宋，纠王观堂之谬；于清词喜鹿潭、芸阁、 彊村，上及明末陈子龙，倡风雅兴寄、意内言外之旨。君为诗问途定庵，下及同光诸老，不废杨云史，于民国喜陈独秀、陈寅恪、潘光旦诸家，融晚近之菁英于一手。本之以泰西思想，希腊精神，诗境求沉郁，词格求沉艳，内容则关乎国家之治乱、文教之兴废，偶有写儿女情怀者，乃存生命之欲望，非沉溺于中，致成“绮靡”。不为山水花鸟写景咏物之什，因此类题材不关政事，且托兴江山，易循“爱国主义”、“天人合一”之故辙也；不及“弱势群体”，盖恶黔首之愚而贱也。尼采“超人”之说，与儒门先圣“君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论，有相通之处；而“仁”之一字，包含甚广，君乃批判性分析对待，有取有不取，诗词文论，皆处处见思想之折光也。 君少年为诗，喜聂绀弩、杨宪益之滑稽辛辣，与余论诗，颇有不合。言钱仲老之作为“文人诗”，未屑一顾。言钱默存仅“游于艺”，《缀石轩诗话》有所嘲讽。余劝君宜通读二钱著述后，方可知人论世。君之友人余杰，作思想随笔名扬四海，而“剥”钱宾四之“皮”；云钱钟书之文如“木乃伊”，未免轻狂浅薄，大学者岂易论哉！年来君学力日进，审美观亦发展变化，与钱仲老诗虽未推崇亦不贬抑，而甚重其学问，梦苕庵之书，搜购殆遍。余谓钱老诗融贯百家，浑涵万象，霸才健笔，若非生命力极强盛不能臻此也。君虽未必首肯余言，而论诗主沉郁、尚典雅，已与余同矣。夫“沉郁”二字，乃老杜诗、稼轩词之高境，宋以后能至此境者屈指无多。放翁之诗嗣响杜陵，而笔力不能济，金元惟一遗山耳。清诗中兴，易代之间大家如钱牧斋、顾亭林；晚近有丘仓海，同光体中沈乙庵、陈散原，皆能沉郁，康雍 乾嘉间诗，若渔洋归愚随园船山辈，卑不足道。词中若王碧山，白雨斋称其沉郁忠厚，而佳处惟在咏物托兴，碍于门径；元明两代除陈大樽外无一高手；清词蕃盛，朱竹垞失在饾饤(如《茶烟阁体物集》)，陈其年过于霸悍，纳兰公子一味言情，体纤气弱，余所不喜。故清词高峰亦在晚近，水云楼，云起轩与 彊村，君与余有同嗜也。盖沉郁需境界深广，潜气内转，浑厚复能振拔，诗于“沉”字外当济以雄健，词为体格所限，此境尤不易到。君论词乃特标“沉艳”，色貌如花而神寒骨重，两字殊精，前人所未道焉。概而言之，君于声诗之道与余每有针芥之合，而亦有各持异议者。至于君论学虽不喜钱钟书，而极推崇乃父钱子泉，更重钱宾四。钱氏四大家，此二钱与彼二钱，君有取有不取，余则均无所贬也。“五四”以来学人，君不喜马一浮，以其讲宋儒心性之学；喜顾驼庵、吴世昌之说词(两家非吾所好)；而视红学为伪学，甚快吾心也。 以上妄论君之思想、性情与诗学，多为浮泛之印象，尚乏学理之深层辨析。随笔写来，不加整饬，虽有谬误，君当恕我。 梦芙 2004年7月25日 刘老师： 闻一多说诗人的最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我觉得诗人的最主要的天赋是绝对自恋，所以诗人都有一颗纯洁到荒唐的心，如庄子、屈子。中国文学史上大多数被称为诗人的其实都不具备这样的心灵，他们和这个世界太谐和了，或者他们太爱自己以外的其它东西了，所以绝大多数的古典诗词我根本读不下去。在我看来，一切文学作品，如果不是表现出诗人最痛苦的呻吟与最激烈的呼号，就配不上诗的桂冠。我很庆幸自己一开始就抓住了诗学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人们为什么要写诗的问题。我对于诗的一切见解，都是由此出发的。 人们为什么要写诗的问题也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所有具有诗人气质的人，都是心灵的贵族，他们对自己的品格和理想有着近乎偏执的爱。然而正像太史公说的，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必然结果就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现实的苦难逼迫着他们去思考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当理性不能征服激情之时，诗就成了他们在世间惟一的慰藉。这样，我就对诗下了一个连我自己都忍不住要佩服无已的定义：“诗即有理想的手淫。”我以前提出的诗学标准是“以生命为诗”，不如现在的定义确切。 您认为钱仲联先生的诗“融贯百家，浑涵万象，霸才健笔，若非生命力极强盛不能臻此”。这一论点隐藏着一个反诘：你既然提倡“以生命为诗”，为什么竟不认为钱先生的诗是二十世纪最高明的呢？由您的诘问来看，“以生命为诗”作为一种理论表述还存在歧义。我所指的生命，是与集体、社会相对立的个体生命，那些诗性的生命，从来都与集体的、多数的价值对抗着。他们中有的写诗，如屈子、定庵，有的不写诗，如美狄亚、蘩漪、傅红雪。他们是一群把心灵的真实看得高过一切的人，生命价值在他们那里，要远远高过实用价值。不是理性，而是激情，不是思想，而是性格指引他们前进。正因为此，我坚持认为陈独秀不但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可与屈子并肩的诗人之一。 我鄙视那些天人合一的作品，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作品离哲学的基本问题太远，或者说这样的“诗人”根本就没有思考过哲学的基本问题。一个没有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也就从来没有过对于自由的追求。正因为此，对于您所推崇的另一位——饶宗颐先生，我也持保留态度。蔡仲德先生指出：“‘天人合一’中的人必须顺应自然，那就无自由可言；‘天人合一’中的个体必须服从群体，那也无自由可言。道家要人像‘天’那样无知无欲无情无为，这是以‘天’为本，以‘天’灭人，其‘与道为一’的境界是虚幻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儒家要人‘克己复礼’，一切服从于礼，这是以礼为本，以礼灭人，其‘曾点之志’、‘孔颜乐处’以及‘与天地参’、‘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就是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晋人乐广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朱熹所谓‘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是带着镣铐跳舞，是奴才式的自由，更不是真正的自由。”(《中国音乐美学史》，25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1月)试观饶宗颐先生所论人生三境：诗人之境界(他说这是半人的境界)、学人之境界、真人之境界，正是道家消极自由的发挥，他正是一位把“与道为一”的虚幻自由当作真自由的典型。必须说明的是，蔡先生和我说的自由，不是近年来已经谈得太多的人的社会自由(以前严复翻译作“群己权界”，其义更加显豁)，而是指人的意志自由。诗性在本质上表现为对意志自由的执着，因此真正的诗境是对个体、对个体生命意志的张扬。我的才情、工力都远不如民国诸大家，但自信对意志自由的执着程度并世不作第二人想，我也因此对自己诗作在当代文学的地位有很清醒的认识。 对我诗学体系的形成产生最大影响的两部著作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我对《诗大序》的解释属于“六经注我”，使毛公复生，当不以我的阐释为然。这一点您很清楚。至于说《胡马集》托义于欧西之马，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程砚秋《文姬归汉》中有段西皮原板，开首一句是“荒原寒日嘶胡马”，我觉得那种意境很悲凉，非有大孤独者莫办，所以就拿作了诗集的名字。 晋如 04.08.25. |